在外地求学，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来的得得失失、悲悲戚戚，都尽收眼底。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到了八岁攀着求学的线，从小学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然后顺理成章地坐在了大学的课堂里。这些年来，我长大了、高了、胖了，一天天地脱离了妈妈的怀抱，一天天地远离了妈妈的视野。可是，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儿，我总忘不了妈妈对我的爱还有她那会心的微笑。
学校开完运动会后，正好是五一，放三天假。我在这里没事做，便打点好行李，开鸭子打道回府——gohome。挤上公交车，先到汽车站，买票、等车，最后上车。坐上车后，放下行李，舒舒服服地吐了一口气，一切进展顺利，谢天谢地!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坐车，倒不是因为我晕车，实在是缘于归途颠簸的缘故。不过还好，从济南到家并不算远。在车上睡了一会儿，然后又翻了一会儿书，最后就到站了。这次感觉出奇地快，不知汽车是不是也提速了。下了车在路口，我坐上一辆面包车，直奔村口。在村口的桥边，下了车，我拉着行李向家里走去。
路两旁的杨树郁郁葱葱地，茂盛极了。极目望去，广阔的原野，一片绿意。蓝天、白云、红花、绿树，都相得益彰、安恬自在。家里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大叫一声：“娘，我回来啦!”首先有所反应地，倒是我家的大黄狗，冲着我汪汪地吠着。哎呀，那敢情，才几个月不见就不认主子啦?!我双目瞪圆，直逼大黄狗。黄狗好像认出了我，便止住不叫了很友好地摇着尾巴。我娘从屋里走出，见到我，先是惊讶继而惊喜。我娘埋怨我不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把行李一扔，嚷嚷着说，哎呀，烦不烦，几步路还打什么电话，多麻烦。我娘问我吃饭了没，我说没。我娘便去端饭，我问我爹做什么去了，我娘说我爹出去了。吃饭的时候，我娘问东问西，搞得我吃饭和说话不能兼顾。吃过饭后，我感觉有些疲倦，便去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已是黄昏了。我走下床，伸了伸懒腰。走出屋子，夕阳的光线昏昏欲睡地铺落在院子里。我抬起头，望了望正在下沉的夕阳，偶尔会有几只归家心切的鸟儿急匆匆地划过眼前。我打了个哈欠，走到灶膛边。我娘正在生火做饭，准备着一家人一天最后的晚餐。火光一闪一闪地，映照着我娘忙忙碌碌却又从容不迫的身影。我对我娘说：“娘，我要出去走走。”
我娘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还跑什么啊，都快吃饭了?”
“就一会儿，我就出去逛逛。”
“唉，你这孩子，那快点回来。”
我悠哉游哉地走出家门，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我静静地想着，时间、生命、来路、去处。许多事情彼此纠缠着涌上心头，让我生出了无端的愁绪。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地，又走到了村口的桥上。这座桥是七十年代修建的，在残存的文字中依稀还可以找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之类的字眼。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它承受了多重的历史负担。前面的来路、后面的去处、昨天的时间、生命的未来，在此刻都凝结成一个个巨大而纠结的疑问?我转过身，看着天角的夕阳，挣扎着，挣扎着，最终还是落下了山去。一时间，暮色四合。
回到家中，我打开电视。电视中播放的是奥运火炬的传递情况。这段日子火炬的遭遇牵动了整个国人的心。我娘在这时走进来，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奥运火炬。我娘又问我，这是干啥用的。我说这是开奥运会用的呗，今年奥运在我们国家开。我娘满是疑问地说，那这又是干啥的。我说就是跑啊跳啊什么的，就是运动呗。或许我娘不知道开办奥运会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或许她不知道中国等这一年等得有多累多辛苦，或许她不知道民族的伤痛历史的伤口，可是我看到我娘前倾着身子端详者屏幕，一动也不动，她的嘴角流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临走的那天中午，我娘去送我。我拉着行李，走在前边。我娘一边跟着我，一边叮嘱我要小心要照顾自己之类的话。走到桥边，我娘还是东一句西一句地重复着。我得先坐车到镇上，然后在转车到济南。我只是焦急地望着车来的方向，并没在意我娘的嘱咐。车，远方的车，载着我走向明天的车，还是应时而来了。我招了招手，接着转过身对我娘说：“娘，回去吧。”我娘那布满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她有点费力地挥着手，像是在召唤，又像是在送别。我坐上车，透过玻璃窗看到，我娘还是保持着挥手的姿势，眼神中流露出对未来的渴望。我突然间想到，这也是不是祖国母亲的渴望呢?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正在崛起，正在腾飞，她以她所特有的风姿与神韵迎接着明天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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