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钱钟书先生逝世时，余英时教授说：“中国的古典艺术和19世纪结束了……倒下的亦是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钱先生一生博学多才，学贯中西，他的成就几乎无人能及，但是这样一位泰斗式人物却始终淡泊名利，谦虚平易，恰如田野中的麦穗：最饱满的，永远是腰压得最低的。
钱钟书先生风华绝代一生，不仅在国内，即使是在国外也享有盛誉。有一位外国记者曾说：“到中国来，一是为了看看万里长城，二是为了拜访一下钱钟书先生。”
可见先生的影响之大。但面对那些前来拜访的中外人物，先生却常常闭门谢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邀他讲学，半年即付他16万美金，并可携带夫人前往，却被他婉拒，有人问他，他打趣地说：“我都姓了大半辈子‘钱’了，难道还迷恋这东西吗？”
当《围城》出版时，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给钱钟书先生说她想见见先生，先生却回话给她：“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的话，为什么偏要知道那只下蛋的鸡呢？”何等睿智而又谦卑的回答！先生光芒四射却并不张扬，始终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让人敬叹。先生在学术上达到了高山仰止的境界，人格亦让后人为之倾倒。
先生晚年时，曾有学者舒展等人倡议成立“钱钟书研究所”，无疑，这既是对钱钟书先生学术成就的肯定，也是名传后世的最佳方法。但钱钟书先生知道后，立即打电话叫停了这项提议。或许，正是因为先生独特高尚的人格魅力，后人才永远铭记住了这颗中国文坛的明珠、这座中国文学的丰碑。
钱钟书先生逝去了，逝去的是一颗照耀文学天宇的巨星，从此世间再也没有钱钟书；远去的亦是一个时代，一个无人可以复制的时代……
麦穗成熟的季节里，随处可见金色的麦浪，一波一波……而干瘪的'必是头昂得最高的，饱满的必是腰压得最低的。成功的人，令人敬仰的人，恰如后者，放低了身段却昂扬着魅力，谦虚着却又让人铭记着。正如牛顿所说：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