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XX年5月初，苏轼从贬谪之地海南归来，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在那里看到画家李公麟为他画的一幅画，他就在自己的这幅画前默默地站了很久，然后题下一首诗。诗的后两句是这样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才华横溢，又正直清廉，何以一生的功业仅与三个州相互牵扯呢？我们不妨就从这三个州谈起吧。
黄州，位于湖北东部，当时是个非常贫穷的边远小镇。那里最出名的东西就是萝卜。据《黄冈县志》记载，那里的萝卜长得粗壮，形似冬瓜，且清香甜脆。但萝卜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萝卜根本改变不了黄州贫穷的面貌。
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到了黄州，就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夕，他带着一家老小，从京城出发，一路颠簸，来到了黄州。
那么，苏轼为什么会被贬到黄州呢？
苏轼２５岁出蜀应举，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三等，当时整个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苏轼可谓春风得意，他随即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四年之后还京，英宗因为早就知道苏轼的文名，打算招入翰林。不久，王安石当上了宰相，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变法本来应该是没有错的，历史上的几次大变法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王安石的变法来得太猛烈，太急功近利，如身体极度虚弱的人，突然给他加个大补，非但不能让他恢复元气，反而会催他一命呜乎。因此，苏轼反对变法，但他也不是全反对，他只是反对其中的一部分，比如改变科举等。当时王安石要变法，写《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一万言；苏轼反对变法，也写《上神宗皇帝书》，也一万言。但当时王安石深得神宗皇帝的信任，苏轼为暂避锋芒，选择了“中隐”方略，到了杭州去任通判。
后来又被调任湖州太守。尽管苏轼不在京城，但因为他反对变法，或者说他太有才华，就遭到了一帮群小的嫉恨。不过王安石是个高风亮节的人，他不会对苏轼怎么样，但问题是王安石搞变法，遭到了大批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旧臣的反对，而皇上又偏袒王安石，一大批儒者贤臣只好隐退的隐退，被削职的被削职，朝廷的一些要害部门，就由一些卑鄙小人把持了。
于是这帮小人就在苏轼上任湖州太守时写的一篇《谢恩表》上大做文章。本来所谓《谢恩表》之类的东西，纯粹是为了例行公事，讲讲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无能，而皇恩又是如何如何的浩荡等等。这种不痛不痒的东西，写过了，看过了，尽可以扔到字纸篓里，根本不必当一回事。但这班小人却硬是在苏轼的《谢恩表》中抽出了四句话，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还有人找了几首苏轼写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等内容的诗，说这是在攻击改革，也是不忠于君。此时远在安徽灵璧县任芝麻小官的一个小人也来凑热闹。他听说苏轼有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就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他说苏轼简直就是教唆犯，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还有人则从苏轼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抽出“蛰龙”二字并告诉皇上苏轼有二心，想谋反。
最后，这帮群小一致认为苏轼的行为已经到了“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地步，请求皇帝对苏轼施以极刑。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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