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夙慧篇》中的一则故事：
当初晋元帝突发奇想，想要考一考身为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于是，他把司马绍叫到榻前，问他：“长安、太阳哪个更远?”他想了想，答道：“太阳。我听说过有人从长安来，却没听说有人从太阳来。”晋元帝大为诧异：“这个孩子的回答真是出人意料地与众不同。”后来，晋元帝在朝廷上和大臣们提到了此事，又问司马绍：“太阳、长安哪个更远?”司马绍不加思索地说：“长安。我抬头就可以看见太阳，环顾四周却看不见长安。”
作为一个有科学常识的人当然知道：太阳离他的距离要远远大于长安理他的距离。所以他在第一次回答时答了“太阳”。但他的第二次回答的答语更富哲理——长安看似比太阳离他更近，实际上在他的心里，长安是重要城市，地位比太阳要重得多，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他才会说太阳近而长安远。
其实，没有所谓的“最遥远的距离”。最遥远的距离是物与心的隔阂(当然也包括心与心的隔阂)。
《庄子·齐物论》中有这么个故事：有一次庄子睡觉，忽然做了个怪梦。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它一忽儿飞东，一忽儿飞西，在草丛花枝间翩翩起舞。要说快乐呀，那真是快乐极了!庄子所变成的这只蝴蝶，只是一个劲儿地飞来飞去，完全忘了自己是庄子。它玩得正起劲，忽然醒了。庄子一看自己还躺在床上，这才明白原来那只蝴蝶不是自己，自己是人，是庄子。可是庄子忽而又感觉到这未必对：自己或许本来就是一只蝴蝶!是做梦，梦中才变成庄子的!接而又想，这恐怕是错了：自己明明是庄子，刚刚肯定是在做梦!就这样，庄子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想来想去，总是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庄子还蝴蝶。就像庄周梦蝶一样，人与蝴蝶本是毫无瓜葛的两样事物，它们看上去相差甚远。但在庄周心里，物我之间，已经到了相互依存的地步了。正如道家所言：“万物即我，我即万物”。这样，遥不可及的两件事物通过心与心的交通，最终划上等号了。而就连庄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庄周还是蝴蝶了。其实在这时，庄周与蝴蝶之间毫无差别，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存在了。
有人说：“还在不断扩大，无从探测边界的宇宙，就是最遥远的距离”;有人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生与死的永远分别”;更有人说：“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的心思。”我要说：“都不是!”倘若你心系宇宙，无垠的宇宙就在你心里;倘若你心系逝者，你就可能幻想他/她就在你身边，哪还有什么距离可言呢?抑或你能够理解一个人，即使他/她不理解你，早晚有一天，他/她也会明白的，又怎能成为最遥远的距离?我觉得：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心与心的隔阂。
心与心的隔阂，并不是指某一方不理解另一方，而是指彼此之间的不理解。比方说：你的心里想着一个人，你能够理解他/她的心，但他/她却不能理解你的心，这不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我不能理解你，你也不能理解我，两个人没有丝毫的共同语言(或者说两个人刚认识，对对方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两个人就算面对面的站着，心中也充满着冷漠。假如这两个人在聊天中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或者说心灵逐渐相通)，距离也就逐渐缩短。最后，距离有可能就消失了。其实，自然本身并没有所谓的“最遥远的距离”，距离就在你的心中。
当年，蔡邕哭董卓得罪了司徒王允，被捕入狱。蔡邕知道这次幸存的可能性很小了。他捧出了宝贵的焦尾琴，弹了起来。蔡文姬从琴声中听到了父亲有死难当头，伤恸五内，五脏欲裂。蔡邕事先并未告知文姬其死难，但凭借着父女之间特有的心灵感应，她还是听出来了。她们之间没有距离，心灵相通，所以没有什么秘密瞒得住。
总之，距离是具有可变性的。没有最遥远的距离，只有心与心的隔阂。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物与心的距离。只要心灵相通，距离自然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