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原名泽宗，字敬夫，1906年7月23日生于安徽池州石台县占大镇南源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喜爱读书，随清末举人王朝忠读《四书》、《五经》及唐宋八大家古文，常能过目不忘，在当地有神童之誉。 1924年经王朝忠举荐，受业于桐城派学者姚永朴执掌的秋浦周氏宏毅学舍。桐城派，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四祖，安徽桐城为中心，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并以分支形成阳湖派。“儒学五子”（孔子、孟子、朱子朱熹、阳明子王守仁、曾子曾国藩）之一的曾国藩，即是继承于桐城派，然后开创了湘乡派。李诚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得到姚永朴的赏识。 1926年考入南京国专，毕业后经过姚永朴推荐，投身桐城派马其昶门下。马其昶字通伯，是散文大家，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曾在京师大学堂教学，因编纂《清史稿》而驰名天下。马看了李诚的文章大加赞赏，此后李诚随马数年，得之真传。因此，后来有人称李诚是桐城派最末一位名家。他本人也常说：“吾虽非桐城人，但出自桐城门下，终生受益匪浅，可谓半个桐城人。”至1949年，先后在桐城马家双桂楼私塾、郎溪中学、芜湖高商、巢县黄麓师范、阜阳中学、昭明国专、江南文化学院等校执教。李诚讲课，条理清晰，剖析透彻，释疑解惑、发人深省之处尤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着名学者马茂元、舒芜、吴孟复等均为其弟子。吴孟复在《敬夫李先生传》中忆道：“予少师蜕私（姚永朴号蜕私）而友茂元，因得从先生问学，尝与茂元、方管背《哀江南赋》、《赌棃栗》，往往不能竞。先生诵之不遗一字，因复诵《玉台新咏序》、《报杨遵彦书》，其声琅琅，今犹在耳。” 1949年为避战火，李诚脱离学校，闲居故里。1950年春天，贵池县人民政府举办失业知识分子训练班，李诚参加学习后被分配到黄山管理处工作。他常说：读书之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文人从军，弃笔从戎，古已有之，如辛稼轩、陆放翁抗击金兵南侵。言谈之中，常以其自比。是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在居室墙上挂满地图，一面收集报道信息，一面研究双方形势，以致夜不成眠，奋笔给毛泽东主席上书，就未来的战局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军事部署、注意事项等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设想。不久公安部来人让李诚随其外出安排工作时，先生却误认为上书一事招来灾祸，不免诚惶诚恐，怕有牢狱之苦，坚决不愿随行，来人不便强求，只好作罢。殊不知其关于朝鲜战争的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在上面批示：“此人若无政治问题可录用安排。” 1953年，经著名历史学家李则纲举荐，到安徽省文史馆任图书管理员。李则纲是安徽枞阳人，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历史研究工作，著有《欧洲近代文艺》、《远祖的诞生与图腾》、《史学通论》、《革命大事年表》等。他与李诚早在1945年便已相识，文革期间，李诚失业在家，常去探望李则纲，每次都捎几本书给他看，因为李则纲的藏书之前都被造反派烧毁了。偶尔李则纲也拄着拐杖去李诚那里取书。二老相见，说古论今，无所不谈。李诚比李则纲小十岁，亲切地称李则纲为“李老夫子”，相交莫逆，传为佳话。 在李诚赋闲期间，邻家少年李克强也正停课辍学。李诚见其求教心切，又天姿聪敏，遂不顾体衰视弱，视为门生而谆谆教诲。给李克强开列书目，让他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为他认真地说文解字。如此持续五年之久，两人既有师生之谊，也是忘年之交。李克强的学习突飞猛进，李诚见之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此子日后必当大任”，并引用南宋陈亮的名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来勉励李克强。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他却常对李克强说：“一个人学点知识在肚子里，总有一天会用上的。”果然，李克强不负厚望，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直至2013年就任国务院总理。他在1997年5月17日发表于《安徽日报》的《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称自己的恩师是一位有实无名的真正的学者。 李诚学识渊博，通晓国故，对经、史、子、集、图、志、佛学、哲学等都有涉猎，对中国历代和现代西方的军事著作也都做过潜心研究，但他最为侧重的还是历史地理，通过对我国疆域演变的认识，激起爱国主义热忱。 李诚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课余时间就勤奋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史和军事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初，李诚觉得我国地理研究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黄秉维写了一封信，指出：“历史地理研究是地理学中很重要的一方，而地理研究所对此还在逐步准备中。关于这一门本人想提供若干意见，作为参考”，“一是怎样着手研究，二是搜集资料当中应注意的两个方面，三是历史地理和方志的一元化”，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与方法。他认为，有的正史中根本没有地理志，即使有而又不免于太疏，地理学在正史中只是附庸。黄秉维收到信之后，立即给这位陌生的先生回了信，肯定了李的意见，并觉得这位李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地理研究人才，经所里研究之后，决定调李诚来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随即派人来安徽商议调动一事，不料当时的有关领导却认为李诚思想太“右倾”，反“右”时又受过批判，不适宜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工作，调动一事就此搁浅。但是李诚对地理研究痴心不改，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积铢累寸，“文革”中虽身处逆境也从未间断。 1970年，全国人民都在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合肥市武装部找到李诚，要其承担编撰合肥军事历史材料的任务。李诚凭着对军事地理的研究，夜以继日地查资料、找书本，短短的一周时间，1万多字的《合肥军事概论》脱稿了。文中叙述了历代在合肥发生的战事，论证了合肥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今天与古代战争形势、地理位置的变化异同，我们应怎样准备才能适应备战形势的需要。 此外，他还陆续撰写了《军事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西汉人文表》、《三国人文表》、《三国战争志》、《唐代军事地理概论》、《中国历代军事地理概论》、《全国各省市地理资料记要》、《安徽各县市名称考释》、《清代安徽学术》、《古诗文择讲》、《池上文存》、《李白秋浦诗注》、《欧曾王三苏文评》、《合肥史料辑》、《民初桐城文人轶事》、《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馆》、《古今名产琐记》、《池阳杂俎》等71篇共计30余万字文稿。 李诚晚年计划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但在1977年他的大作写到一半的时候，却悄然离开人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