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放假期间，看了几部电影，其中有一部就是《辛亥革命》。看过《辛亥革命》电影后，其实印象并不深刻，其情节、场面、规模远比《建国大业》来说，也逊色许多。
然而，仔细端详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后，却感慨良多。
辛亥革命爆发，从电影中来看，有它的偶然性。1911年10月10日，当时清政府将驻守湖北的主力部队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决定乘机发难。不料革命党负责人孙武当天在汉口装配炸弹时被炸伤，引起清军的大搜查，革命党领导人要么被捕杀，要么逃离武昌。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赞同革命的基层官兵主动发难，经一夜战斗占领了湖广总督署，后来又控制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但仓促举事的官兵马上面临缺乏统帅的致命问题。无奈之下，他们找到黎元洪，黎元洪在士兵枪口的逼迫下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湖北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武昌起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功了。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偶尔性。
一场意外居然迅速发展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让中国各方政治势力都措手不及。然而，这场“意外的革命”却有其必然性。纵观满清王朝在革命前50年、尤其是前10年的作为和不作为已经让革命的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
从大的方面说，满清王朝的垮台主要是拒绝加入西方引领的时代潮流。就连同李鸿章1865年要求设立电报局，也遭到一帮保守的满汉大臣的极力反对。反对者的理由包括设电报局就要架电线，架电线就会坏风水、侵扰祖坟。
引进西方的技术尚且如此艰难，更不用说借鉴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了。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被自己向来看不起的岛国日本打败，清王朝受到极大刺激，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决心变法图强，也就是要搞改革开放。但在一众王公大臣公开反对和暗中捣乱下，1898年的戊戌变法推出百余天后就迅速夭折，光绪皇帝本人也失去了自由。
1900年，慈禧太后和一帮王公大臣居然相信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盲目排外的义和团是“洋人的克星”，试图利用迷信愚昧的义和拳民与西方全面对抗，一口气向西方11国宣战，结果招来八国联军侵华，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赔款高达4亿5000万两白银的辛丑条约。这一结果让更多仁人志士不再对清王朝抱有幻想。
不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仍有其强大的惯性。虽然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甲午战争后就不断尝试用武力推翻满清王朝，但直到20世纪头几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争议仍难分高下，通过立宪改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主张仍大有市场。
而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孙黄的革命行动固然要坚决镇压，就算梁启超等人温和的立宪改良诉求也难以接受。在空前的内忧外患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做出某些改革姿态。1906年9月，清廷终于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这一改革宣示虽然来得很晚，仍让国内各界感到振奋，一些大城市的学生、市民、绅商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支持朝廷进行立宪。
但颟顸自大的清王朝又一次失去了聚拢民心的机会。1906年11月，清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却是满族人获得更大权力，甚至连形式上的“满汉平衡”也被打破。这类紧握权力不放的改革不仅更加坚定了革命党人推翻朝廷的决心，也让众多立宪改良派人士失望不已，纷纷转投革命派阵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其《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忧愤地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清政府却不愿或已没有能力正视社会的呼声。1908年8月，在慈禧太后去世前，清政府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这部维护“君权”、压制民权的“宪法”连士绅阶层为主的立宪派都看不下去，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维系清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更加动摇。
1910年1月到11月，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朝廷不仅毫不妥协，拒不立宪，反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满人独揽大权的皇族内阁，让立宪派分享权力的希望彻底落空。清政府拒绝改革的立场终于招致众叛亲离，改革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清王朝垮台只是一个时间或时机问题。
因此，原本属于“意外举事”的武昌起义成了压垮满清王朝的偶尔中的必然。
辛亥革命这场“预料中的意外”显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是一次伟大的社会进步。尽管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后来的发展也充满坎坷，直到今天民主共和在大陆仍是一个理想，但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却永远不会过时。
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如今来说，我想应该理解成：改革还没成功，大家应该努力推动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真正的改革，还改革原有的动力与动机，以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来消除腐败、不公正的特权。这样国家才能达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