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陈景润经历过失学和失业的痛苦，很早就体会到钱的重要性。在动荡年代，他朝不保夕，孤苦无援，担心失去工作。慢慢地，他形成了一种习惯：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把剩下的所有收入存入银行，或换成硬通货。
陈景润的月工资，1962年以前是56元，1962年至1977年是89.5元;从1957年到1977年，他省吃俭用，每月生活费不超过20元。除每月给父亲寄15元生活费，其余悉数存入银行。20年后，他的存款高达万元。这是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是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
陈景润的饮食很简单，总是馒头和面条，咸菜和豆腐。他的身体很虚弱，听说人参是补品，他买过一些廉价的人参须，以补充能量的不足。
他穿着简单，父亲给他一件旧的棉短大衣，他穿了20年，天暖和了，拆出棉絮，天冷了，再填入。
他简化日常生活，避免任何自认为并不必要的消费。他不刷牙，少洗澡理发，以至于他的小屋和身上常有异味。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不时清点自己的存折，欣赏自己收藏的首饰与硬币，甚至睡在被子里，亮着手电细看收藏物。当他从6平方米小屋搬出来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帮他收拾出两三公斤重的许多国家的各种硬币。
20世纪70年代末，他两次出国访问，积攒了7500美元、5000法郎和少许英镑。他没有购买家用电器，只带回一个收音机，送给兄弟姐妹的礼品只是一些廉价的、有纪念意义的铅笔和笔记本。
在家里，他精打细算，甚至记账。一天，他对夫人由昆说：“经过我的计算，我俩每天7角8分钱的菜金就够了，平均每人3角9分，这样的话，剩余的工资我们可以存起来。”陈景润反复地说：“今后，儿子上大学，要自费的。”以解除夫人的疑虑。
陈景润一生在金钱方面从不马马虎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有一次，一个研究生与他同行，他忽然把1角钱塞到学生兜里，令学生莫名其妙。原来，这名研究生曾经给他发过一封信。按协议，他每月给父亲寄15元，不多不少，按时寄到。他的这种习惯，类似于西方人士。
一次，他在厦门大学的座谈会上，正式辟谣：“有个作家说我为了错找的两角钱，竟花7角钱的车费去取，这是把别人的事套在我的头上，我们搞数学的，不可能这么随便。”
1992年，陈景润的病情已经不允许他那独特的爱好再延续下去，他把全部家底交给唯一信赖的人———夫人由昆。如果没有国外讲学的收入，以及那笔香港人给的奖金，他的全部存款远不及北京人的平均水平。
晚年，当他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好友罗四维对他说：“你一生舍不得花钱，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现在，你有钱也不能用，何苦呢?”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