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灼基老师当时已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经济学院举办的一些大型研讨会，经常会邀请他这样的老师来做报告，以提高会议的质量和增加影响力。每次我找到萧灼基老师帮助，他都能抽时间尽量参加。
每次参会时，他都主动要求年轻学者先做报告，自己最后发言。但令人惊奇的是，他把前面学者的报告总结的条分缕析，好像事先大家协调过内容一样。
我当然知道这是他一坐好几个小时认真听讲总结的原因。老一辈学者的这种精神不仅仅存在于萧灼基老师身上，当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慧生老师也有类似品格。
萧老师把发散性的报告和观点拎起一条红线的能力是一个绝活。从纷繁芜杂的观点和逻辑框架当中，抽衍出一条最大公约数的逻辑，这也许是他能够和时代的脚步同行，具有“三年早知道”般改革思路的早年历练的结果吧。
后来，萧灼基老师在政协委员和常委任上，特别受记者欢迎。两会上的代表提案是多门多类，观点各种各样，一连开好多天的会，谁能一下把所有人的观点拎清楚并说出来，恐怕非萧灼基类莫属了。
依我看，萧灼基老师根本就不是两会上的明星，而是一个民间发言人。
萧老师在我的眼里一直是个意志力特别旺盛的人。后来我到云南大学担任云副校长，挂职4年，和萧老师的接触少了。也许是这种要强，和早年工作过度，中风这个中年老年交界处的大敌找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