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但他在我7岁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他已无从表达意见。那是1932年，我获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我不想行医，也不想当老师，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律师、医生、传教士与教师，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至于家母，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伦敦
在翻阅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简介时，我深深地被所谓“商学士学位”所吸引，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事法、企业管理、经济学、一门外国语言以及经济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大概整个圣路易斯也没有人知道。不过没关系，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政府行政部门就职。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岁那年，动身前往伦敦，修习商学土的课程。
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业期间，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
翌年，我被聘为助教，为期一年，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过去数年来，我曾为自己的前途举棋不定，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时，我总充满信心地微笑。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
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伦敦的四年期间，我就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在那里，我学到了所有文书处理的技巧——如打字、记录、写信及档案管理等，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助益匪浅。
我对于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也给我极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每个月3英镑），可以贴补家用。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着她的努力以及慈爱，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家父去世之际，我们五兄弟都还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一位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手头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永不动摇的勇气，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在校期间，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过女性，但我总认为他们的说法太过荒唐。
跳级就读
我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Cambridge SchoolCertificate）的所有课程（相当于美国的SAT，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至于我有能力在14岁就修完所有课程，是因为在6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曾经担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会跟不上的。”其实，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分量。三个月后复学，我跳了两个年级，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不过，那也是一段充满创伤的经验。因为在往后的学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他们弯起胳膊，展现隆起的肌肉，而我却乏善可陈。玩板球时，总是到末尾才轮到我上场。由于体格瘦小，我有严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团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并不是只靠学业表现而已，还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我变得早熟。后来我来到英格兰，原来为同样10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连那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应用经济学者。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时，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
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
授普兰特（Arnold Plant）爵土的助理讲师，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案，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基本上，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但我却不是。然而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的歧义，却无损于彼此的情谊。
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他引领我走向这个领域，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方面主题，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我深爱这个研究题目，因此也就乐在其中。
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年代一样），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地方。校园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那些所谓“热门”的学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互相竞争，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所以富于怀疑精神。该校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并重视凯恩斯学派（Keynesianism），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轻的讲师，知名的教授却对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mics）的先锋，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 Hicks）、亚伦（RoyAlle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罗宾斯（Lionel Robb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