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求学,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来的得得失失、悲悲戚戚,都尽收眼底。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到了八岁攀着求学的线,从小学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然后顺理成章地坐在了大学的课堂里。这些年来,我长大了、高了、胖了,一天天地脱离了妈妈的怀抱,一天天地远离了妈妈的视野。可是,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儿,我总忘不了妈妈对我的爱还有她那会心的微笑。
学校开完运动会后,正好是五一,放三天假。我在这里没事做,便打点好行李,开鸭子打道回府——gohome。挤上公交车,先到汽车站,买票、等车,最后上车。坐上车后,放下行李,舒舒服服地吐了一口气,一切进展顺利,谢天谢地!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坐车,倒不是因为我晕车,实在是缘于归途颠簸的缘故。不过还好,从济南到家并不算远。在车上睡了一会儿,然后又翻了一会儿书,最后就到站了。这次感觉出奇地快,不知汽车是不是也提速了。下了车在路口,我坐上一辆面包车,直奔村口。在村口的桥边,下了车,我拉着行李向家里走去。
路两旁的杨树郁郁葱葱地,茂盛极了。极目望去,广阔的原野,一片绿意。蓝天、白云、红花、绿树,都相得益彰、安恬自在。家里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大叫一声:“娘,我回来啦!”首先有所反应地,倒是我家的大黄狗,冲着我汪汪地吠着。哎呀,那敢情,才几个月不见就不认主子啦?!我双目瞪圆,直逼大黄狗。黄狗好像认出了我,便止住不叫了很友好地摇着尾巴。我娘从屋里走出,见到我,先是惊讶继而惊喜。我娘埋怨我不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把行李一扔,嚷嚷着说,哎呀,烦不烦,几步路还打什么电话,多麻烦。我娘问我吃饭了没,我说没。我娘便去端饭,我问我爹做什么去了,我娘说我爹出去了。吃饭的时候,我娘问东问西,搞得我吃饭和说话不能兼顾。吃过饭后,我感觉有些疲倦,便去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已是黄昏了。我走下床,伸了伸懒腰。走出屋子,夕阳的光线昏昏欲睡地铺落在院子里。我抬起头,望了望正在下沉的夕阳,偶尔会有几只归家心切的鸟儿急匆匆地划过眼前。我打了个哈欠,走到灶膛边。我娘正在生火做饭,准备着一家人一天最后的晚餐。火光一闪一闪地,映照着我娘忙忙碌碌却又从容不迫的身影。我对我娘说:“娘,我要出去走走。”
我娘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还跑什么啊,都快吃饭了?”
“就一会儿,我就出去逛逛。”
“唉,你这孩子,那快点回来。”
我悠哉游哉地走出家门,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我静静地想着,时间、生命、来路、去处。许多事情彼此纠缠着涌上心头,让我生出了无端的愁绪。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地,又走到了村口的桥上。这座桥是七十年代修建的,在残存的文字中依稀还可以找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之类的字眼。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它承受了多重的历史负担。前面的来路、后面的去处、昨天的时间、生命的未来,在此刻都凝结成一个个巨大而纠结的疑问?我转过身,看着天角的夕阳,挣扎着,挣扎着,最终还是落下了山去。一时间,暮色四合。
回到家中,我打开电视。电视中播放的是奥运火炬的传递情况。这段日子火炬的遭遇牵动了整个国人的心。我娘在这时走进来,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奥运火炬。我娘又问我,这是干啥用的。我说这是开奥运会用的呗,今年奥运在我们国家开。我娘满是疑问地说,那这又是干啥的。我说就是跑啊跳啊什么的,就是运动呗。或许我娘不知道开办奥运会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或许她不知道中国等这一年等得有多累多辛苦,或许她不知道民族的伤痛历史的伤口,可是我看到我娘前倾着身子端详者屏幕,一动也不动,她的嘴角流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临走的那天中午,我娘去送我。我拉着行李,走在前边。我娘一边跟着我,一边叮嘱我要小心要照顾自己之类的话。走到桥边,我娘还是东一句西一句地重复着。我得先坐车到镇上,然后在转车到济南。我只是焦急地望着车来的方向,并没在意我娘的嘱咐。车,远方的车,载着我走向明天的车,还是应时而来了。我招了招手,接着转过身对我娘说:“娘,回去吧。”我娘那布满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她有点费力地挥着手,像是在召唤,又像是在送别。我坐上车,透过玻璃窗看到,我娘还是保持着挥手的姿势,眼神中流露出对未来的渴望。我突然间想到,这也是不是祖国母亲的渴望呢?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正在崛起,正在腾飞,她以她所特有的风姿与神韵迎接着明天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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