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爷爷的怀里，就得知粮食对人的重要。饭桌上，爷爷见我们兄妹拔饭丢了饭粒，他便心疼地一颗颗拣起往嘴里送，一边讲起他缺粮少米的那些日子：“我娃，爷像你们大时，你祖公哪养得活你爷，早就送到地主家放牛讨饭吃去啦！那时一斗米能买一大坝田呢！”往后，父亲的唠叨里依然还夹杂着一些共和国饥饿的历史，三年的自然灾害不知饿死了多少人，那险些饿死而又活过来的人们自是把粮食看得格外珍贵，对粮食自有一份特殊感情。
我能记起的只是大集体最后那年分粮的事了。爹娘都是队上的好劳动力，共挣了400多个工分，一年下来也只分到1000多斤稻谷，这还是我家分到粮食最多的一年。听娘讲，要是往年顶多只能分个800斤稻谷，不掺这就掺那，一年总没能吃上几顿白米饭。我当时还看见队长三狗大爷笑眯眯地把队里分剩的几十斤苞谷叫寨上穷得叮当响的那几家背了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寨上人欢天喜地的把集体田地，沸沸扬扬地分了又分，我家分到一亩水田和几亩旱地，几块黄泥巴土，爹娘为此还高兴得几夜没合上眼。
当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打理手中的土地，种下各自的希望时，一场罕见的灾害向我们地方袭来，饥饿又一次卷土重来，靠国家的供应、救济，我们才淌过了吃蕨粑和野菜充饥的日子。到了1984年，风调雨顺，我家就丰收了一回，全家人靠4亩地收了3000多斤稻谷，比集体时多了4倍，打那时起我家就开始吃上了白米饭，那是爷爷们从未过上的好日子。
1992年，我到县城读高中，在城里听人家讲杂交稻种能够增产两倍，于是就省了半点钱半信半疑的到种子公司去问，好心的阿姨帮我装好稻种后，千叮万嘱要按科学方法种植，我用笔记本记了整整两页，喜滋滋地趁周末赶回家去讲给爹娘听，爹哪里肯相信：老子几十年都是栽一把秧子，栽一根会结得好谷子才怪，还要栽两次，又麻烦又费时，一根一根怕是要栽到别人收谷子。我好说歹说，还把报刊上杂交水稻增粮增产的报道让他看，他勉强答应育4包稻种，我特地请了几天假，在家帮爹搭了个简易的育秧棚，把秧子育了出来，让他们在家慢慢地栽。放假回来，姐告诉我：栽小秧那阵子，寨上别家洋芋都除了草，苞谷全下了种，就我家还未做那些活，3个人差不多栽了半个月才完事，寨邻看了都说：“他家今年是在办怪，怕是要两头结谷子。”
秋后收割奇迹出现了，经爹苦心管理，那年我家稻子出奇的好，收割时我看着那壮实的秧杆和饱满的谷穗，一根种苗竟发出十多根来，我也惊奇，开始感叹科学的神奇，当然寨上的堂公伯叔们就更觉奇怪了。在往年的基础上，我家多收了3000多斤，稻子压弯了爹那坚实的肩膀，我发现爹一贯愁眉不展的脸上溢出了难得的笑容，从此他开始相信科学，带头宣传科技。
寨上的人傻眼了，多收了3000多斤，算起来应该是两头结谷子啦！杂交水稻给他们大开了眼界。第二年，家家户户买来杂交稻种向我家取经。打这后，寨上的粮仓都能装得满满的，不愁吃不上白米饭了。